愛國的歷史家談遷(代序)

法，差別很大。崇禎一朝史事，有許多紀載是得之傳聞的，很不可信。要多找書讀，要多找人談，特別是找身經其事的人談，要達到這樣要求，就非到北京不可。

    北京怎麼能去呢？沒有路費，即使借到錢，到北京後的吃住又怎麼辦呢？

    談遷過去的職業是當官僚的幕友，替東家代寫些應酬文字，辦些文墨事務。例如一六四二年他就膠東高弘圖之聘，作高的記室，一直到一六四五年高弘圖罷相為止，在當時官僚中有些名氣。一六五三年義烏朱之錫進京作弘文院編修，聘談遷作記室，約他一路從運河坐船進京，談遷多年來的願望實現了，一口答應。在北京朱家住了兩年半，除了替朱之錫做些文墨工作以外，便用全力搜集史料和訪問有關史事的人物，補充和糾正「國榷」這部書。

    當時在北京有不少藏書家，著名的一個叫曹溶，浙江秀水人，由於同鄉關係，談遷寫信給他，見了面，曹溶答應借書並且介紹別的藏書家。由曹溶的介紹，他又認識了太倉吳偉業和武功霍達。這三個人都是現任官員，都是明朝崇禎時的進士，都收藏了很多外邊不經見的秘書。其中吳偉業熟識明末掌故，親身經歷過許多事變，是當時的大名士，交游相當廣泛，從此談遷便經常和他們往來，問以先朝遺事，一一筆錄。又借到「萬曆實錄」「和崇禎邸報」，和「國榷」原稿核對。

    他到北京去的時候是帶著「國榷」去的，把原稿送給曹溶、吳偉業、霍達，要求他們指出錯誤，隨時改正。

    此外，他到處訪問明朝的降官、貴族子孫、太監、官僚貴族、門客、城市和鄉村居民，只要有一點線索，就不放過。他還訪問歷史遺跡，如景泰帝和崇禎帝的陵墓，金山明代皇族叢葬地區，香山和西山的古寺等等。從運河北上和南下時，所過城市也都核對史書，紀載有關事跡。到一六五六年回家時，已經記錄了幾千張紙的材料，滿載而歸了。

    朱之錫序他的「北游錄」，描寫談遷搜訪史料的情形說：「為了訪問遺跡，登山涉水，腳都起了泡，有時迷了路，只好請看牛的小孩和雇工帶路，覺得很高興，不以為倦，人家笑他也不理會。到一個村子里，就坐下筆記，一塊塊小紙頭，寫滿了字，有時寫在用過的紙背上，歪歪扭扭的，很難認出。路上聽到的看到的，一堵斷墻，一塊破碑，也不放過，只要耳目所能接觸的都用心記下，真是勤勤懇懇，很感動人。」

    這兩年多的生活，使他的歷史知識更豐富了，「國榷」的史料質量更提高了。除此以外，他還把所作詩文編成「北游錄」，內容包括在北京時的日記和見聞記錄，北游的旅程，把一部分材料補充了以前所著的「棗林雜俎」。

    他在學術上有很大收穫，但在精神上則很痛苦。因為他只是一個窮老秀才，一個替人幫忙的幕客，這樣的身份求人借書，訪人問事都不是很容易的。他在給朋友信中訴苦說：「我不善於說話，年紀又大，北京游人多得像螞蟻，成天去拜訪貴人，聽候接見，往往早上去等到中午，有時得等到晚上才能見見面，簡直受不了。北京氣候又乾燥，到處是塵土，鼻子口腔都髒得很。無處可去，只有離住所兩里外的報國寺有兩棵松樹，有時跑到樹下坐一會，算是休息了。」他早就要回南方，只因東家挽留不放，後來朱之錫奉命修書，想來或者可以看到一些難得秘書，一打聽內閣的書也都殘缺不全了，沒有了指望，便決心回家了。

    一六五七年他又應聘作幕友到山西，一來是為了生活，二來也想趁機會去拜哭平陽的張慎言墓。張慎言是弘光時的吏部尚書，高弘圖的朋友，很契重談遷。這年十月，他還沒有到平陽，就病死在路上，年六十五歲。

    談遷的「國榷」，三百年來只有傳抄本。二十五年前我因為要查對一些材料，曾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翻閱了一遍，因為不能外借，沒有機會細讀。想望了這多年，現在中華書局終於把它出版了，這是學術界的一件大好事。對愛國的歷史家談遷說，隔了三百年出版了他的著作，他應該十分高興。對學習歷史的我來說，也是絕好的今昔對比，從前看不到的書現在置擱在我的書桌上，不但有機會細讀「國榷」，而且還能讀到他的「北游錄」，比較深切地瞭解談遷這個人，十分感動，也十分高興。這篇短文的目的，介紹這部書，也介紹這個人。這書的編寫經過，這人對歷史的求真精神和頑強的研究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

    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